社会创新之数据可视化：发现世界真相的新视角

　　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张地图并不是由专业的制图师或航海家绘制的，而是在1854 年由伦敦内科医师约翰·斯诺(John Snow)绘制而成。

　　当时伦敦苏荷区爆发的霍乱疫情造成 616 人死亡，约翰·斯诺怀疑疫情的传播是通过水而非空气。在那时，处于支配地位的是瘴气理论。这一十分荒谬的理论认为细菌是通过恶臭气味进行传播的，一些医生甚至认为某些食物的味道可能会导致肥胖。因此许多人认为他们靠香水就可以祛除疾病了。

　　斯诺想找到一种方式来证明持续了数世纪的瘴气理论是错误的，并且证实他对于霍乱是通过水来传播的假设。于是他绘制了苏荷区各个水泵的位置，并且用小圆点来标记霍乱病例。

　　结果显示，大多数的圆点聚集在位于宽街的一个水泵处。斯诺将他的发现提交给了当地教区的护卫队，第二天护卫队就把水泵的把手拆掉了。斯诺绘制的简易地图帮助开启了流行病学的研究。

　　“好的地图可以通过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讲述故事。”英国的制图师协会主席史蒂夫·奇尔顿(Steve Chilton)说道，“斯诺绘制的地图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因为它简直是一次伟大的数据可视化过程。”

　　斯诺的地图也证明，人们并不需要成为训练有素的制图师，才能利用地理数据解决社会问题。如今，包括地图盒子(Mapbox)、群众街景站(Mapillary)、开放街景(OpenStreetMap)和可视化城市(Visualizing Cities)在内的各大地理制图平台都认同这种理念，旨在与无处不在的谷歌地图一较高下，提供名副其实且与众不同的世界新视角。这些斗志旺盛的地图创业平台的经营预算要比谷歌地图小得多，开放街景每年的营业预算只有10 万美元。不过这些平台的数据和软件通常可以免费使用和修改(开放源代码)，或者至少相对比较便宜(如群众街景站每个月250 美元的订阅模式)。这些制图平台所依赖的是用户反过来会贡献(众包)数据以构建这类平台。

　　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居民将收集到的数据提供给开放街景和地图盒子等本地地图平台

　　相比之下，虽然谷歌地图可供所有人使用，并且只针对大量使用或商业用途的情况进行收费，用户也可将其并入自己的平台，但是谷歌地图并不共享平台背后的地理数据和程序代码。

　　谷歌地图

　　谷歌官方的目标是“汇集全球信息，使其随手可得，随处可用”。但是谷歌受自身商业利益驱使，希望通过地图收集的信息可以用于自身的产品(如无人机和无人驾驶汽车)开发。谷歌地图上的南非遗漏了县镇级别的信息，谷歌因此受到指责，是因为非洲大陆商业潜力较低，因而谷歌对其不够重视。所有这些使得新兴地图平台不仅吸引了许多热情的公民制图师，也吸引了包括位置服务网站Foursquare 在内的一些竞争对手。Foursquare 已经脱离谷歌地图，现由地图盒子公司利用开放街景的数据予以驱动。

　　这些替代类地图平台也吸引着许多有意改善社区福祉的个人和团体。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地图盒子公司一直以来都为大部分用户提供免费的数据和代码资源，只是对一些大用户和商业用户的额外使用与服务收取费用。2016 年，地图盒子宣布了一项导师计划，将为三个城市提供资源和培训奖励，指导它们利用地图数据解决城市面临的挑战，比如如何应对美国东海岸暴风雪期间的危险路况。地图盒子将与首个获奖城市墨尔本一道，共同对交通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来促进基础设施的规划。地图盒子还为非政府组织的制图工作提供支持。以坦桑尼亚发起的抵制女性割礼运动为例，地图盒子为女孩们提供安全屋的地图，使得她们可以在割礼结束之前一直藏在那里。

　　利用地图盒子的平台开发的另一项应用名为农场日志(FarmLogs)。这一农场管理软件可以帮助农民将有关农场设备、劳动力总数、季节性产量以及其他投入性数据绘制在由地图盒子提供的街道、地形、卫星数据，以及由第三方提供的其他数据(比如美国政府提供的土壤参数统计)之上。农场日志采用订阅模式，据统计，1/3 的美国农场在使用这项软件，占地总计超过6500 万英亩(约26 万平方千米)。“地图盒子可以说是一块覆盖了所有位置数据的画布，农业已经日益成为一项数据业务。”地图盒子发言人詹妮弗·余(Jennifer Yu)如是说道。

　　瑞典·“群众街景站”

　　与地图盒子一样，位于瑞典的“群众街景站”也是将包括街景图在内的相关内容进行众包，重点集中在诸如古巴这样谷歌尚未派出配置摄像头的汽车或无人机的地区。在谷歌地图上搜索“古巴哈瓦那市”，若是能在这个拥有200 万常住人口的城市找到一两个公共汽车站，你就够走运了。而在开放街景上搜索“古巴哈瓦那市”，你不仅能找到公交汽车站的位置，还有蔬菜摊、加油站以及城市中许多其他的地点。这主要归功于群众街景站和开放街景的联手合作：十几个哈瓦那市民在去年9 月份走上街头，拍摄了哈瓦那市200 平方英里(约518 平方千米)范围内的65000 多张街景图。

　　出于对隐私的保护，群众街景站的开发团队对图片上出现的人脸和敏感信息进行了模糊化处理。由于古巴政府对于用众包方式收集数据的立场并不鲜明，因此群众街景站旗下的开放街景参与者试图不被察觉地收集相关数据，并且避免各个禁区。群众街景站的执行总裁杨·埃里克·索勒姆(Jan Erik Solem)表示，尽管面临种种挑战，但众包式地图平台相比于以文本为中心的平台(比如维基百科)来说，往往会更少遇到准确性和破坏性问题。“有了群众街景站提供的数据，事实上也就没有了争论或冲突，”他说道，“无论图片包含信息与否，图片本身就是证明。”

　　不过，开放源代码和专利性地图数据仍然可能被用于不法企图。2015 年，一个新纳粹主义组织利用谷歌地图对欧洲地区的所有难民营进行了可视化处理。(谷歌清除了这张地图。)此外，即便不存在敌对意图，也可能出现识别错误或歪曲数据的地图。正如牛津大学互联网地理学教授马克·格雷厄姆(Mark Graham)所说，“每张地图都把制图者的偏见摆在了台面上，永远也不会有不偏不倚的地图”。

　　来自制图师协会的史蒂夫·奇尔顿在制图领域工作了40 多年，其间还是开放街景团体的活跃成员，他担心人们在观察和贡献数据的同时不考虑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如果人们绘制地图不仅因为他们可以接触到特定的数据，还理解了我在接受培训时被反复灌输的一项准则，即每张地图都要有其意义所在，那么我就不胜感激了。”他说道，“理想的情况下，每张地图都应该有目的性，这会影响到地图画面配置的各个要素。”

　　图：为可视化城市公司制图比赛获胜作品，展示了哥伦比亚因地区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群的迁移模式

　　“在许多情况下，原始数据资料可以从可视化输出中分离出来。”总部在波茨坦的可视化城市公司的总裁塞巴斯蒂安·迈耶(Sebastian Meier)说道，“算法处理的许多环节通常处于数据收集和数据可视化之间，这就使得非专业人员很难理解可视化的生成方式。”可视化城市公司旨在纠正上述问题，它与制图公司Here 合作，共同资助、收集和分享各种不同的私人及公共制图项目，并且通过举办比赛让公众意识到地图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向群体传递信息。2016 年，首届可视化城市比赛获胜的数据可视化记录包括了哥伦比亚因地区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群迁移的模式地图(由哥伦比亚大学空间研究中心提交)，以及适用于手机界面的印度金奈市被淹道路位置图(由开放街景和地图盒子提交)。

　　值得赞扬的是，谷歌也将其地图平台用来支持社会倡议活动。举例来说，谷歌与印度城市发展部合作创建了一个英语和印地语的双语地图工具，便于用户搜索公共厕所的位置，以此协助解决公共卫生危机。谷歌旗下的“制作地图”项目即将终止使用，谷歌推出的后继系统名为“本地向导”(Local Guides)。该系统实行会员制，向谷歌地图提交当地情况的用户可以得到享受谷歌产品和服务的奖励。“我们展示的是我们能收集到的最佳数据，这些成千上万的权威数据来自公共及商业地图数据、各个层面的影像和用户贡献。”谷歌地图外联部经理伊丽莎白·大卫杜夫(Elizabeth Davidoff)说道。开放源代码的热衷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原因是谷歌拒绝免费的数据共享。“谷歌地图基本上是为机动车服务的。所以一旦离开了机动车道路系统，它显示的数据也就所剩无几了。”奇尔顿说道。因此对于想要绘制个性化路径的个人和组织来说，走在前面的是其他的地图平台。

　　注：该内容出自于著作《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原书名: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编辑部著，作者诺埃尔•段(Noël Duan)，常驻旧金山和纽约市的作家、编辑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