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祯：转基因最大挑战来自产业化

　　在《“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未来五年我国转基因发展路线图进一步明确。新部署透露出哪些信号?我国转基因技术发展现状如何，产业化之路该如何走?《经济日报》记者近日就这些问题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祯。

　　记者：相比以前，新规划对转基因发展的部署有哪些变化?我国转基因技术创新现状如何?

　　朱祯：《“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对转基因的部署更具体了。“十二五”期间，我们更强调加紧研究，然后慎重推广。而在“十三五”时期明确提出推进新型抗虫棉、抗虫玉米、抗除草剂大豆等重大产品产业化，其实是将我国转基因产业化的路线图公布于众。

　　在转基因技术研发方面，我国处于世界较前列的水平。在本世纪初，我国转基因技术还只是处在中游，基因不是我们的，更多的是模仿，同时产业化也没有大力开展，相当于仅集中在转基因新品种的培育上。在本世纪十几年里，我国转基因技术研发取得飞速发展，在基因组学、基因组测序等生物技术产业链顶端占据了领先地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深圳华大基因的测序产出能力占全球一半以上。

　　在基因的分离鉴定方面，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棉花和水稻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就处于世界第一，在小麦、大豆、玉米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处于世界第二。总之，从技术环节划分，无论是上游的基因组学，中游的基因鉴定和分离，还是下游的品种培育，我们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由于我国转基因研究分布在大量的科研单位和高校，研究面更宽，从中可能有更多更好的发现。另外，我们通过转基因重大专项的实施，加强了研究单位和育种单位结合，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推广体系。

　　记者：当前我国转基因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朱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不是技术上的挑战而是产业化。如何把转基因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产品，这是我们面对的巨大挑战。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转基因的推手主要是跨国大公司，他们经验丰富、财力雄厚、全球销售网络发达。而在我国，企业作为研发主体的能量相对弱小。我国转基因的研发力量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等研究单位，这一点跟以大公司为转基因研发主导的西方先进国家截然不同。此外，消费者对转基因问题不是很了解，在舆论上没有给予转基因技术强力支持，这也是推迟我国转基因产业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转基因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大产业，正是因为其对农业、生物、环保等很多产业都有非常大的带动作用。同时，它也会对有些行业比如农药、化肥等带来负面影响。转基因面对很多反对的力量，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触动了商业利益。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公众对于转基因还是表示支持的，而在本世纪初，太多的不实报道让很多公众误解了转基因，甚至到了谈“转”色变的程度。10多年间，公众态度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这个现象值得研究。有意思的是，虽然我国反转基因的声音越来越多，但根据相关统计，市场上的转基因大豆油销量却不断提升。

　　记者：当转基因产业化提速时，如何进一步把控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

　　朱祯：转基因技术实际上是常规育种技术的一个延续，其关键点在于应用了DNA重组技术还有转化技术。转基因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安全不安全在于转的什么基因。如果转一个毒素的基因，那么当然不安全，但如果只是转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基因来改善品质，自然不会影响安全性。决定安全与否的并不是使用了什么技术，即便使用传统育种方法，也有可能育出有毒品种;即便是常规食品，也会因保存、制作等因素产生毒素。因此，对于食品安全性的问题，不能单以技术做定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已经上市的正规转基因食品，都是经过政府有关部门严格甚至苛刻的评估和检测，是非常安全的。尤其是一些抗虫病的转基因食品，相对于打很多农药的食品，安全性会更高。转基因技术还可以解决食品中存在的某些安全问题，比如土豆在炸成土豆条的过程中会形成丙烯酰胺这种神经毒素，通过转基因技术，就可以去除掉这种不利因素，让炸土豆条变得更安全。

　　记者：当前有哪些转基因的新技术或产品?

　　朱祯：转基因除了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利器以外，也是改善大众日常生活品质的重要技术手段。比如，现在的技术可以增加绿叶蔬菜中的叶酸含量，对孕期妇女等需要补充叶酸的人群很有好处;还有为解决维生素A摄取不足问题而研发的转基因大米等。我们想吃到的很多更有营养、更具风味的食品都可以通过转基因技术来实现。很多转基因新产品在我国已经有了一些研究，基本已经成型，如果产业化环境改善的话很快就能得以推广。

　　转基因技术除了可以增加食品的营养性外，也可以实现为一些特殊人群“量身定做”食品。比如，糖尿病人不能吃过多的糖类以及碳水化合物，在食用大米方面会有限制。我国研究人员已经研制出了一种转基因大米，食用之后产生不了由于淀粉被消化而生成的糖，不会引起血糖的急剧升高，对糖尿病人而言是一个福音。